荒谬“183”背债1万亿国际化大都市情结悖论

“全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了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商务中心区！”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7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城市总体修编工作会议上旧事重提，而此时，正值许多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当口——规划对城市未来建设具有重要导向价值，高层不得不对此直接把关。

　　尽管汪部长在会上未做点名批评，但措辞已十分严厉：“有的城市在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这是在透支和浪费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

　　“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霍尔提出，主要概括为：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集中地、第三产业高度发展、主要制造业中心、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标准。综观起来，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服务优势是构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要素。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完全达到这一标准的只有伦敦、纽约、东京等少数城市。在拥有600多个城市、城市化水平不超过40%的中国，将要冒出183个国际化大都市，显然是荒谬的。

　功利作祟

　　“很多城市为了追求政绩，纷纷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生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短期内，我国并不可能有太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一直致力于城市竞争力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况伟大博士表示。他的这种看法也得到了北京城建地产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罗高波的认同。罗是城市建设专家，对国际城市发展有较深入的研究。

　　安徽阜阳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标本。阜阳市原市委书记王怀忠为了把阜阳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耗资3.2亿元建造大型国际机场，政府官员、教师、农民每人都被摊派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是机场勉强运营一年后就被迫关闭，地方财政为此欠下巨额债务。

　　据统计，全国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高达7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值在1万亿元以上。

　　受城市规划影响较大的还有房地产业，在中小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浪潮中该行业被广泛误导了。“有些城市的基础和自然条件并不具备国际化大都市的素质，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消费水平低，不切实际的批地使土地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过高的目标定位与实际情况脱节，对房地产业提出过高的要求，其实是对房地产市场健康肌体的一种伤害。”北京万达公司副总经理杨明明很是无奈。

　　杨还表示，对房地产商来说，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要因地制宜，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诸如万科、金地等大牌公司也并未把建设高楼大厦当作主要目标。

　非理性规划

　　“这是个老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我们曾经对这种不切合实际的规划有过批评，但是求大求全的规划思想却一直没有根除。”

　　过去的城市规划修编都是从需求出发，提出高远的目标，然后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去努力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往往被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应该成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考虑的前提，城市建设的重点也要转移到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利用上。”杨保军说。

　　在我国，世界基本认可的国际化大都市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汪光焘部长说，即使是北京，开始建设时也只是定位于“现代化国际城市”，而不是“国际化大都市”。

　　杨保军认为，北京的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这些条件决定了北京不适合发展耗水耗地型工业和污染严重型工业。北京的优势在于人才和科技，所以要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发展服务业，才能实现城市发展目标。

　　然而在国际化大都市中，人们常常只看到了高楼大厦，而忽略了其中国际化的产业和企业、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思维和体制以及相互融合的世界文明。况伟大博士的研究也表明，城市要实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至少要符合三项要求：经济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比重、有世界公认的特色产业、有开放的能容纳世界不同文化的胸怀。

　　但这恰恰是中小城市不能顾及甚至是故意忽略的关键内容。显然，要从“中小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就不得不将后者的概念简单化并加以随意解构——建设宽马路、大广场、中心商务区、会展中心等仍被看作是实现这一梦想的重要路径，扩大城市人口和增大建设用地规模则成了“通往春天的地铁”。

　和谐新标准

　　“这次城市规划修编会议的亮点，就是要把规划的思路引导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杨保军说。杨的话被看作是对曾培炎副总理在修编大会上为城市规划确定的基调的注解。曾培炎要求各地按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端正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杨保军认为，规划中实现“宜居”应考虑以下方面：首先要把人吸引进来居住，保护自然环境，注重软硬环境的结合；其次要让生活舒适便利，社区配套规划体现以人为本原则；另外，经济要有活力。“说到底，规划就是要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并使之平衡。”

　　“规划是一个公共政策，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因此，应该实事求是，理性客观。”杨保军认为，以前城市规划都是政府进行决策，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利益格局呈现出多元化：政府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期望，开发投资企业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市民从居住环境出发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不同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价值判断开始参与并融合到城市发展规划中来。“规划决策要充分听取不同声音，采纳合理意见，做好信息沟通传达，使城市规划目标和措施真正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行动契约。”

　　因此，在此次全国城市总体修编工作会议上，“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原则被提到了城市规划机制的高度。

　　